《十月围城》：中国再启蒙

转载自：电影评论库

一个满目疮痍的时代，1906年的中国香港；一位惊天地的真伟人，“中国之希望，在于孙先生！中国之未来，在于孙先生！”；一个接受西学教育但食古不化的 冥顽,至死还“学生已报国恩”的朝廷鹰犬；一个用笔唤醒民众，心存执着理想但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群为忠、为义、为孝、为爱、为解脱而慷慨赴 死，但也许不知革命为何物的死士。“我闭上眼，看到的是中国的明天”，一位理想觉醒而慷慨赴死的青年学生。正是这群精致的人物，所谓“不坏的恶人和真实的 好人”，还有庞大和富于明星感召力的演员队伍，召唤着不同时代的人，50后、60后、70后、80后乃至于90后们一起接受这当下难能可贵的民主洗礼，我 不当的把它称为“再启蒙”。

说难能可贵是在“全民致富”,“娱乐大众”的当下，很少有人有机会意识到这些“价值”的感召，很多人终其 一生也许都没有机会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是我们能为之慷慨赴死的意义。影片告诉了我们，那些为爱、为义、为孝、为忠、为理想、为革命而去飞蛾扑火的理由，给 生命以意义而不是简单的苟活当下。特别是对那些活在当下80、90后，“十月围城”更像个晴天的霹雳，不 仅仅用炫目的明星、精彩的打斗和曲折惊险的剧情把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秩序中抽离出来，而且用一个棒喝让我们从碌碌奔波和无尽的嬉戏中惊醒，猛然间让我们回眸 这个国家沉重逝去的百年，追忆这个可曾被岁月的尘埃和苟活的奔波所暂时失忆的民族百年前的理想。

记得影片开篇的一幕，张学友演的杨教 授在为学生们解释何为民主，当一个天真的女学生问，这样的中国能看到么，杨教授说自己这辈子怕看不到了。问题不仅仅是提给杨教授的，是提给每一个活在当下 的人的。“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孙中山的话显得有些沉重。
精英的少数。美国的社会学家，有这样一 种观点，认为任何时代的社会都是由精英的少数和蒙昧的大多数组成的，即时短暂的大多数上了台也会重新演变成又一次精英的少数统治，这也许是革命的悖论。然 而历史确又是这精英的少数和大多数所共同推动的。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 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影片中展现了这些中国的脊梁。

从“笔”到 “枪”，公共知识分子的脱胎换骨：作为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陈少白堪称是中国的脊梁，他觉醒、执着于理想，一心追随孙先生，想用报纸来启蒙唤醒民众，并动员 更多的力量参与投身革命。“革命就是用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换取重光那一代人的幸福。”正是在他的精神和“民主未来”的精神感召下，李玉堂、李重光父子还 有更多的人或觉醒，或跟随在这样理想下前赴后继。但是正如影片所刻画的那样，陈少白在与他的学生阎孝国的争论中，因晕血而被讽刺指责为手无缚鸡之力还要革 命。他的“钢笔”作为主要的道具成为了一个“启蒙的工具象征”，但也预示着他的软弱。影片最终的一幕是残忍的也是经典的，李玉堂把手枪交给了陈少白，但是 他始终不敢去使用枪来保护他的同伴和他自己，直接导致了本不该有的牺牲。刘公子死了，接着是那个保护李重光的阿四，直至影片最后，他怀揣着美好理想的学生 李重光将要死于阎孝国的误杀下，在情急之中，他虽近视模糊无法瞄准，但还是终于有勇气和力量去扣动了扳机，但为时已晚，悲剧已经发生。这一枪正是关键的一 枪，这不是导演的残忍，这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枪”和“笔”既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道路上的道具，也是他们走向成熟之路的里程碑，没有握住枪扣动 扳机的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会真正的脱胎换骨实现自我救赎，民族救亡和民主的复兴。

有良知的中国企业家，李玉堂。李玉堂是个活生 生的人，他虽暗中资助革命，但是他原本不愿过深参与革命，只提供钱财，他担心自己的家，特别是担心自己的儿子因卷入革命而不能保全，但最终他的儿子仍然没 有逃过厄运。他精明、慈悲、信用、义气，有血有肉，典型的中国儒商的形象。正是清廷的残酷镇压和对报社的杀戮，刺激了他的良知，他的儿子的叛逆也让他觉 醒，这也是一种文化反哺。正是急转直下的情势促成了他的转型，从躲在幕后走向了革命的前台，接过了陈少白的“钢笔”，这不仅仅是“钢笔”，更是革命的接力 棒。“没有印刷机，我们就用手抄”，这种决绝是对那个腐朽和暴力的清政府的战书,更是对自己投身革命的宣言。

阎孝国，一个不坏的恶 人。正是这个人的出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作为满清的走狗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鹰犬，他一方面批驳陈少白“依靠洋人帮助来振兴中华，实在是书生误 国”，这一批判也把中国革命中民主与民族自决的纠结展现了出来，而另一方面却又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绝不忍伤害陈少白。直至临死之时他还不忘对开枪 杀了他的老师说“学生已报国恩”。那份至死不渝的愚忠和愚孝可谓一脉相承，我们不能说他不是为“大义”而死，但他所追求是“大义”是另一种意义的民族国 家。他可恨也可怜，一个受过西学教育的人，对民主和革命的态度冥顽不化。这也可见即使在一个已经腐朽不堪的社会里，即使有了现代的教育，仍然会有旧制度忠 心不二的卫道士，民主启蒙的道路比我们想象的漫长和艰巨。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不仅仅需要唤醒那些蒙昧的大多数，更重要的是唤醒那些思想蒙昧的少数精英。

鲁迅先生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然而影片中正是鲁迅先生提到的少 有的这一群小人物的慷慨赴义不仅仅将革命的血腥真实的展现出来，而且诠释了民族传统中的美德传承、信念的执着和生命的意义。那些为孙先生和革命而死的人， 未必是觉醒的，但是是自知的，他们自知的是自己的追求。

为孝而赴死。方红（李宇春饰演），自小随父飘零，渴望安定的生活。但是父亲一夜间被清庭残杀，方红悲痛无措之后，找到李玉堂，说我爹要做的事我就要做。这是最朴素的孝道，因为孝，她走上了革命之路。在与仇人同归于尽时，一句“爹，女儿不孝！”，孝莫大焉。

为 忠而赴死。阿四（谢霆锋饰演），他被老板视为儿子，也被少爷视为兄弟，这份恩情他无以为报，阿四的信念很简单，老爷少爷是好人，他们做的事不会错，他们做 什么，阿四也要算上自己一个。正是这份忠诚，他叫来了一帮兄弟帮助老板，自己最终也为了保护少爷而惨死，临死还握着那个定情的手帕，一个小人物对纯真爱情 的执着和对忠诚的执着一样美丽。

为义而赴死。隐遁的少林武僧王复明（巴尔特饰演），他听到李玉堂义正词严地呵斥警察，直觉这个老板是堂堂正正干大事业的人，他有一腔热血，有扶危济困之心，于是也加入行动，并为之献出生命。

为爱而赴死。赌鬼沈重阳（甄子丹饰演）就是为了对他妻女的爱，要做一个有尊严的父亲和丈夫。一辈子都在烂赌，最后怎么也得给女儿和妻子留下一个值得怀念的形象。他所献出的生命，是为了在大义面前重拾的男人尊严。

为解脱赴死。刘公子（黎明饰演）是个大家子弟，铁扇侠客，因为一段错爱，放逐了自己。李玉堂问他，“为一个女人值得么?”，他回答，“明天值得么？”看似把革命和错爱女人放在一起，但理想与爱的执着是共通的。

为 理想而死。李重光，李玉堂独子，陈少白得意门生。一个对革命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年轻人。作为这个时代的希望，他们有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不贪恋富贵，不吝 惜生命的勇气。在他决定做孙文替身后，他一度本能地有些惧怕，也有些张皇。但是当阿四哭着哀求他不要涉险时，李重光没有犹豫。“原来我活了十七年就是在等 这一个小时！阿四你愿意陪我走完这最后一个小时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了理想而慷慨赴死的豪情！

这些赴死 的小百姓，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让生命更有意义的价值追求，不论是忠、是义、是孝、是爱还是理想，在对这些价值追求中，他们的生命变得完整和丰 满，在这种追求中他们实现了生命的永恒。这种执着的价值追求让人性充满了耀眼的光芒，温暖这个有点冷的世界，并拷问我们这些沉浸在物质文明享受中的现代 人。还有什么可比用生命去追寻这些价值更让人感动的呢？

在这些活生生的小人物身上，中华民族的忠、义、信、孝、志与人类对爱情的追 求、对子女的关爱，以及革命之信念实现了统一共存和交融。马克思说过，人类社会的任何一次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精神还给人本身，正是以小人物的独立视 角，看待革命的风暴和人性的执着，才让革命更有人性，让革命中的人性更加真切。

《十月围城》给我们以震撼和启迪。不忘记历史，不忘记 先人的使命，重拾那些颠簸不破的价值追求才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在中国，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脱胎换骨、没有中国企业家的觉醒和奉献，没有一群有理想敢牺牲 的青年学生，没有对知识精英发起的民族全面启蒙，没有民众的参与、真心支持和对共同理想的向往，我们百年的梦也许仍还遥远。“我闭上眼，看到的是中国的明 天”。


《十月围城》：中国再启蒙 作者：b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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